收藏本站

决定法律实施效果的文化核心要素<

来源:日期:02-29阅读(36

决定法律实施效果的文化核心要素

毕 雁 英

(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

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法的价值只有在实施中才能获得最大化。不以实效为目的,或者不谋求实施效果的法律,无异于画饼充饥。而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各种社会制度的良好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法律的社会规则。比如一个家庭的运转绝是不仅由家庭法规则予以保障的,国家生活也一样。规则文化及法治文化的发展程度对社会秩序及法的实施效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民族要确立良好的法律实施秩序,必须丰富和完善法治文化的内涵。

一、阻碍中国法律实施的文化障碍

首先,在中国缺少权力制约观念,而权在法外的观念盛行。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度,政治传统和法律文化一向崇尚权力至上、推崇礼治,始终轻视法制,把法律视为统治人民之工具。在现实社会的具体表现是:法律的权威性一直难以得到政府和民众的认同,作为法治国家的根本大法、最高权威的宪法,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当作一种花瓶和摆设。在十年文革期间,宪法成了一纸具文,法律遭到践踏,法律制度毁坏殆尽。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至今还面临巨大的挑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但在现实生活中,违宪现象常有所见,宪法至上、依法治国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一些个人、组织和行政机构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执政者“以言代法,言出法随”,违宪的审查和监督机构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其次,“对人不对己”的法工具主义观念。传统法家的“法治”思想和秦汉以降“法家化”了的儒家政治文化传统体现了法的工具性取向,这种观念对建立在人权与自由价值基础之上的现代法治理念始终充满排拒和抵抗。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理论或法家化的儒家法律文化传统,在理论上都以尊君、卑臣和愚民为前提,以维护家天下的专制统治、为专制君主服务为目的,其所谓“法治”,实质上是“以法治国”(rule by law)而不是法治(the rule of law),不过是用“法”或法令来统一制度、控制臣民,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罢了。

其三,缺少民本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尽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说辞不绝于耳,百姓在政治家思想家心目中的地位其实并不高。法家、道家乃至儒家几乎都认定“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把人民视为愚昧无知之辈。法家认定法与民的关系是一种对立关系,其极端者如《商君书》,公然主张“法胜民”,愚民、弱民。由此不难看出,以法家的法治理论或儒法合流统治思想构筑的传统法治观念和法律秩序,以“尊君卑臣愚民”的君主专制而不是“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为基础,以官民的等级特权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主体平等为前提,从《秦律》到《大清律例》,数千年来官方制定和颁布的全部法律规程,都以惩罚、镇压和恐怖的严刑峻法为特征,以义务性、压制型法而非权利性、救济型法为主要导向,以专制统治者的意志而不是人民的理性为依归。

一个眼下的实例是,近期发生的康菲溢油事故,引发社会各界对“谁有权提起公益诉讼”问题的热议。在201110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拟增加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本是一个进步,但遗憾的是,进步幅度仍然有限。草案仍然没有给予公民个人可以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机会。为什么要把作为作为公益受损的受害者之一的公民个人排除在原告范围之外?令其投诉无门。公民个人提出公益诉讼是公民对公共利益责任心的表现,应该受到法律的鼓励和保护。近年许多类似的立法质疑多发,表明立法者仍然存有对公民个人的不信任之感,并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公益及公民权益为代价在立法中坚持了这一主张。

最后,忽视正当程序的价值。由于在传统文化观念中人们并不相信法和制度的作用,更愿意通过人情关系及私下里的和解或压服来解决问题,故直到今天,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始终没有得到适当有效的程序化实施,没有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不仅没有将宪法纠纷纳入诉讼程序解决,即便是在立法权或行政权体系内部,也同样缺少明确的程序要素。

牧民式的“以法治国”观念和法的工具性取向,对国人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种影响也投射在当今的法律观念中。许多执法者仍然认定法律的性质在于强制性、制裁性和工具性,因而习惯于把法律当作对付人民的工具来使用,以为法律的作用仅仅是强化国家权力而不包括限制政府的专断之功能。工具性取向的法观念也投射在一般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上。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思想深处,对法律持敌视或怀疑的态度,不相信司法是实现公正的手段,若遇纠纷,往往不愿通过诉讼手段维护权益,而喜欢选择私了或利用各种关系去摆平纠纷;认为守法是愚蠢的,不愿自觉遵守法律,甚至想方设法逃避法律义务。这样的法文化环境极大地阻碍了法的实施。

二、法治与文化:共存与发展——确立民主的文化观

改善当下中国法律实施的效果,什么样的文化观最重要?答案是:民主的文化观。我们的任务是首先发扬和扶持有利于法律实施的民主法治文化观念;保持适应现代法治理念的文化与法律制度的同步发展,为提升法律实施的实际效果创造基本的生存环境。

首先,应坚持宪法至上的观念,约束权力依法运行。法律得以约束公权力行为的历史,同时就是制度文明进步的历史。在一个实行法治的国家,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必然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任何集团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便是执政党或国家元首,也须服从法律,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换句话说,法治文化意味着人们都认可政府的权力应受制衡、约束和限制,执法者须依法行政。权力主体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法律约束,政治法律制度就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进步。

其次,践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确立民主选举制度。保障宪法实施的效果,需要通过普遍有效的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保障每个公民的平等发展,同时首先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则需要建立竞争性民主选举制度。竞争性选举的特征,是选民有在正式候选人竞相挑选自己中意的代表或领导人的余地,同时合乎法定资格的公民依法有竞相选举的空间。竞争性选举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保证选民或普通公民能够对代议机关组成人员、各级国家机关领导人等“公仆”的任职期限或去留有所控制的一种方式。更准确地说,竞争性选举是公民得以用权利制约权力的一种手段。只要能够做到不同的权力相互制约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消除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有法不依、执法违法等乱象自然就会消除。

其三,重视正当程序观,将保障人权与自由作为宪法实施的目标。宪政的实现在政治文化的意义上,就是要凭借法的至高无上性质,制约和限制自以为是的主政者的权力,使人民免于主政者妄专断和独裁的侵害,充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与基本自由的实现。而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实现离不开清晰明确的程序制度保障。法治强调规则制定的精确、具体和可操作性,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如果宪法的实施缺少正当程序制度设置,就不能奢望实现公正的结果。完善包括选举、立法、权利监督和权利救济在内的宪法程序,需要诉诸坚定的民主信念。

此外,吸收新的文化成果,开创有利宪法实施的新路径。如,鲜活的事例已经证明,微薄这种文化传播的新形式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其对民意的影响正在不断深化和扩散,无疑是现代科技发展对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影响。这一科技发展成果向我们展示了一条先哲们过去无法想象的、如今可以凭借实现直接民主的新途径。在宪法实施的各环节中,执法者都可以并应该充分利用微薄这种舆论生成的新型载体,发布信息、收集民意、回应质疑、接受监督。许多地方都开通了政务微薄,但其中的多数实际操作效果并不理想。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避免定位不清的问题,不能将其功能仅仅局限为执法者单方发表意见或指示的平台,而忽略了对民意的回应,忽视对其中涉及的实际问题的关切与解决。

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2年1月6日,第7版,发表时题目为《丰富和完善法治文化》。